本文主张将社会权诉求回归人大和政府的日常政治审议，既是基于优化政治过程效能的考虑，也是因为确信社会权利益的实现寄予此一渠道将更为有效。

社会转型对执政党权力的科学运行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应该做出的回应本应当更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违宪审查制度、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滞后。

作为民意代表机构，香港立法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二是经济生活已经市场化，但政治生活仍然计划化。三是加快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建设。人性尊严之彰显，将促进生成民众合法性信念，达成普遍利益认同与共识，从而形成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成为最高判断标准与根本规范，是全体法规范价值体系的根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广辉教授认为，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核心是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

流动儿童面临的教育困境包括：借读费过高、公立学校无法容纳、农民工子弟学校太差等。南京审计学院程乃胜教授认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原因复杂、多样。因此在一个国家包办一切的社会里，不仅个人没有自由，国家也负担过重。

[22]由于公共利益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公共利益的内容和对象都具有不确定性，德国学者纽曼以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为公共利益，是一种迄今为止广被承认的标准。[22]我国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文本中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是公共利益的两个面相（形式面相和实质面相）。二、公民权利不可能与国家、社会、集体的权利相冲突宪法第51条的规定告戒我们注意利益与权利之间的区别，那么国家、社会、集体除了利益以外是否还有权利？如果有它们在什么意义上存在？这些权利是指什么？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那么是否可以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权利？还是公民行使权利的时候压根儿就不可能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权利构成冲突？（一）关于国家的权利联合国1946年通过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第1—5条以及第12条规定了国家的权利，学界通常将其概括为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管辖权等。如某个从事艰苦劳动的单身汉习惯于自饮自酌地麻醉自己以消磨晚上的时光，然后用蒙头大睡来解除这种昏沉状态，待到早晨又清醒过来并投入到第二天繁重的工作中去。

[6]一个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这一点已经被法学家们反复阐述，实际生活中这一原则也得到普遍认同，在此不作赘述。如个人有言论自由，但作为某集体中的成员不得以此为由泄露本组织的机密。

此处强调权利是个人对抗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对抗多数人的权利。这实际上涉及到权利滥用、权利冲突等问题。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采取有效措施，而导致某些人或许多人饮水死亡，我们是否应当后悔当初没有答应恐怖份子的要求？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似乎应当作出肯定答复，从权利的角度看，则应当否定之。{10}（P200）虽然我国的法律制度还没有界定严格审查标准、中等审查标准、合理性审查标准，没有规定重大的国家利益与一般的国家利益之间的界限，没有区分公益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以及与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公民权利相对应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是什么，但有些问题在理论上基本上是明确的。

……从客体方面看，‘国家所有权的客体从来也没有明确肯定过。所谓绝对社会利益，例如国民健康，是一个广泛为人所承认，独立于社会、国家当时之政策之外的社会价值，因此，不似相对的社会利益，是经由立法者之考虑，才被提升为具重要性的社会利益。从理论上说，冲突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当然的、绝对的优先地位，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权衡，从而决定何者应该在法律上优先考虑。权利的本质是保护个人，对抗他人，包括，也是最重要的，对抗多数人的利益。

所以，在财产关系上，国家只是表现为一个个具有独立利益的公法法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可能损害集体权利的是来自外部的力量，而不是来自集体内部的成员。

国家的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都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是要求其他国家不得侵犯自己的这些权利，它们既不是对其他国家的公民、也不是相对于本国公民提出的要求，外国或本国的个人一般不可能侵犯国家的这些权利。我们过去在普法教育中对权利不得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强调较多，而对权利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则关注不够。

每人既然受着社会的保护，每人对社会也就该有一种报答。拉抡兹教授认为，人民之生存权及人类尊严当为最高价值。皮文睿先生认为对此例的不同态度表明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权利的不同认识。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我们答应恐怖份子的要求而将那个人杀掉，是对这个人生命权的直接剥夺，而如果我们不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又可能因为供水系统被投毒而危及许多人的生命安全，但前者是一种必然性，后者只是一种可能性。耶林发现并指出利益是法律规则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耶林看来，法律的目的在于谋求社会利益。但我国宪法第51条为什么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而不说不得损害其权利？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权利究竟有何区别？这值得我们在理论上作深入探讨。

个人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条文中包含了公民行使权利时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二是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一方面肯定基本权利的存在及保有和行使这个权利所带予私人之利益（吾人可泛称之为私益），另一方面也承认这个私益亦可能侵及公益，故两者间存有一个隐藏的紧张关系。相对于这些原则而言，人定法只不过是这些原则的记录或摹本，而且制定这些人法不是体现意志和权力的行为，而是发现和宣布这些原则的行为。

因此集体的权利基本上都是对集体外部提出的要求，如要求国家要平等对待各团体不得有歧视，要求政府或其他组织尊重本集体的独立性不要干涉其内部事务，政府、其他组织不得侵犯自己的财产、损害其名誉等。即使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某些权利，也只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暂时限制个人的某些权利，而不是完全取消这些个人权利。

{2}（P107）政府为了某些公共利益而侵犯个人权利的时候，需要特别慎重，因为他们不是在以权利、而是在以利益对应个人的权利。国家必须证明国家的绝对的、重要的、至少是合法的利益受到了威胁。[16]法律在一定条件下将社会利益作优于个人权利的考虑时，此时的个人权利有许多也是指利益性的权利，[17]如为美化市容，个人不得任意摆设摊贩点而需要经过政府许可。{2}（P107）也就是说，多数人的利益不能转变为多数人的权利，集体的利益不能转变为集体的权利，否则往往会有利于国家行为和侵犯个人行为，因为政府通常会更关心社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权利，如公共卫生和安全，公共和平和秩序，防御和财政。

在俄罗斯，曾因朝鲜国家元首金正日到访而打乱了列车运行时刻表，有一对夫妇因此被耽搁11小时而失去了度假的好心情，他们状告国家交通部并获得了1.2万卢布的赔偿，[13]说明即使是公民的休息权，也不能以国家利益为由而随意侵犯。{6}（P186—187、190）因此公民个人即使有可能侵犯国家权利，其侵犯的也是国家作为公法法人的权利，而不是抽象的国家权利。

罗尔斯强调，每个人都享有建立于正义基础之上的不受侵犯的权利，即使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也不能将其践踏。如个人盗窃、抢劫国家财产从而侵犯了国家的财产权，个人也可能充当他国间谍而危害国家安全，某个公民侮辱国旗是损害国家名誉的行为，而在发行国库卷时国家是作为平等当事人的一方与公民个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

对国家的安全、财产、名誉，国家只能维护，不能选择，不能放弃。我国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以物权法之科学性来看，‘国家所有权是一个有重大缺陷的概念。

某人提出诉讼，是因为他的利益被剥夺。作为王牌（trumps），权利对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多数人的意志施加限制。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亦有别于公共利益。从主体法律看，‘国家所有权中所说的国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确定的主体，但事实上，在所有权的利益享有上，‘国家却包含着数不清的不同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同一的利益，他们之间的纠纷常常需要司法来解决。

[19]还应当指出的是，公民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侵犯社会利益，这个社会利益有时候仅仅是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利益，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社会利益，此时违背道德意义上的社会利益只受道德的谴责。{9}（P389、348—349、353、389）因此，立法者在立法时要充分考虑到，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可能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中的哪些利益冲突，还是可能与所有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都发生冲突？是否有一些公民权利不会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冲突？如果有冲突，是否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一定高于个人的所有权利？在某些方面是否也需要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适当作出牺牲来维护个体权利？法律应当具体划分哪个类型的、什么层次上的个人权利与哪个类型的、什么层次上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的冲突，等等。

在缺乏珍视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个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的宗教或哲学传统的社会中，倾斜将更经常发生。但是‘抽象主体恰恰不是民法上的特定主体，因为抽象主体无法行使民事权利。

如果要用惩罚的威慑力量来阻止个人的不道德行为，那么，侦探专家必须能够进入任何私人住所的密室和紧锁着的房间去进行窥探。（二）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的正当性及其差异性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同，但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之间所构成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吗？在此，我们应当对这三者分别进行分析，而不能满足于笼统地只阐述这三者的共性而忽略了它们各自的特性。